2008年退休老汉学上网在论坛上得知失踪78年的爷爷是革命英烈

　　“你爷爷近38年杳无音信，至今都没有他的消息。我最大的心愿，就是要找到他。光荣，你一定要找到你爷爷。”

　　为了完成奶奶临终前的嘱托，连光荣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为了查阅资料，退休后甚至学起了电脑，这才在网上找到了蛛丝马迹，从而揭开爷爷的神秘身份。

　　根据连光荣的回忆，自己小的时候，奶奶常常给自己讲爷爷的故事，每次都会提到1931年。就是在这一年，爷爷和家里断了联系。

　　1931年的4月，连德生曾短暂地回到了家中，和自己的妻子陈三发见了一面，随后就匆匆忙忙地离开了。

　　在离开家之前，连德生没有提起，自己要去做什么。更没有说，这次走后，会在何时回来。

　　在分别当天，陈三发站在家门口，望着丈夫渐行渐远的背影，心中升起了些许的酸涩。她唯一能做的，就是一边照顾家里的孩子们，一边等待着丈夫归来。

　　过了几天，陈三发收到了一封来自香港的家书，信是丈夫连德生邮过来的，信的内容也很简单：“我换了工作的地方，现在一切都好，只是常常挂记你和孩子们。”

　　收到了丈夫报平安的来信，陈三发也安心了许多。然而谁都没想到，这是连德生，邮寄给家里的最后一封信。

　　自此之后，陈三发虽然四处打听丈夫的消息，但连德生始终杳无音信。家里失去了最重要的依靠，陈三发用瘦弱的肩膀，撑起了这个小家。

　　她去富人家里做过保姆，在路边摆过书摊，还曾做过一些小生意。靠着微薄的收入，将两儿一女拉扯大，看着他们组建了自己的家庭。

　　家里的日子越过越红火，但陈三发心里，始终惦念着自己的丈夫。她最大的愿望，就是能查到丈夫的下落，哪怕是得知他的死讯，也算是有了一个交代。

　　而这件事，则是交到了连德生的父亲连信保，和只有20岁的连德生的手里。这对父子，为寻人又做了哪些努力呢？

　　对于自己的爷爷连德生，连光荣是陌生的。从他生下来，就没见过自己的爷爷，一些零碎的信息，也是奶奶给他讲爷爷故事的时候提到的。

　　“你爷爷呀，可厉害啦，他在上海做过电车公司的售票员，后来成了地下党员，领导过罢工，还去过苏联呢！”

　　这些零零散散的回忆，拼凑在一起，成了连光荣手里，为数不多的线索。为完成奶奶的遗愿，连光荣和自己的父亲，一有时间就会四处打听，希望能得到有用的信息。

　　但是他们手中掌握的信息太少，再加上当时的客观条件有限，几次寻找都以失败告终。毫无头绪的连光荣，也只能先把寻找爷爷这件事，搁置在一旁。

　　不过连光荣并没放弃，2002年，他决定重返爷爷居住了几十年的上海，从他工作过的地方查起，看看是否会有新的收获。

　　这一次，连光荣得到了两条重要的线索：其一，是连德生于1925年，参加了，其二，是在1935年，连德生在江西，被抓捕入狱。

　　转眼时间来到了2008年，退休赋闲在家的连光荣，看着快速的提升的互联网，产生了上网查找信息的念头。

　　为了能从网上搜索相关信息，连光荣还学习了不少电脑知识。依靠着互联网的帮助，事情也迎来了转机。

　　在互联网上，连光荣先后找到了《全能卫士》和《伍豪之剑》两篇文章，在这两篇纪实文章中，都出现了连德生的名字，其中一篇文章，还提及了连德生曾在上海英商电车公司，做过售票员。

　　这几个关键信息，都和连光荣奶奶当年给他讲过的事情相吻合。此后在《伍豪之剑》的作者，王铁群教授的建议下，连光荣又翻阅了相关的书籍和资料。

　　这一次他在书中找到了，连德生是浙江上虞人的信息，至此从名字到经历，都和爷爷当年的事迹对得上，综合了几本书和文章的内容，爷爷的革命经历，也呈现在了他的眼前。

　　连德生的父亲，在他年幼的时候过世，只留下了他和他的母亲顾兰花相依为命。为了生计，在他十几岁的时候，母亲带着他辗转到了上海，希望能谋一条生路。

　　连德生先是在上海的一家商店里，做了几年的学徒。后来进入了上海英商电车公司，当上了售票员。

　　在那个动荡的年代，身处在大都市的连德生，接触到了，革命思想也就此觉醒。

　　虽然他在电车公司，只是一个小小的售票员，但他性格豪爽，为人直率，公司里的很多工人，都尊敬他的为人。这也是怎么回事在他发起罢工运动后，能够一呼百应的原因。

　　罢工运动以胜利收尾，工人们都重新返回了岗位。但公司不会允许罢工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继续留在公司，连德生因此被开除。

　　我党看到了连德生对党组织的忠诚，以及对革命事业的热忱，派他去莫斯科的东方大学，深造学习。

　　1928年，连德生学成回国，进入了特科行动部，成为了红色保卫队的一员。

　　此前蒋介石在上海，发动了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，派出部队大肆屠戮，抓捕人，导致我党损失严重，不得不将一部分工作，转移到地下进行。

　　同时，我党的领导人，也意识到了保卫工作，和情报工作的重要性，组建了中央特科。

　　中央特科有四个部门，分别是总务科，情报科，行动科，以及交通科，分别负责不同的任务。

　　行动科组建的红色保卫队，主要任务就是负责营救被捕的，以及惩治和铲除，那些背叛我党的叛徒。

　　彼时特科，正在秘密接触中统的得力干将杨登瀛，希望能将其策反，此时的连德生还不知道，自己的工作，会和杨登瀛扯上关系。

　　1920年，杨登瀛从日本回到上海，进入了日本在上海开办的基督教青年会，同时也为日本的几家通讯社撰写文稿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回国后的杨登瀛，热情参加革命运动，四处结交好友，不管是，还是，甚至是上海的青帮，都有他相熟的人。

　　“四一二”反革命事变爆发后，杨登瀛曾公开表达过对蒋介石的不满，也因此被捕入狱。后来经人保释才被释放。

　　1928年，建立了中统，杨登瀛的至交好友杨剑虹，身边正缺一个副手，于是他便主动拉拢杨登瀛，让他担任中统驻上海的特派员。

　　后来杨登瀛结识了我党的陈养山，在接触的过程中，他曾表示，自己愿意为做一些事情。

　　陈养山得知情况后，立马汇报给了特科。周恩来认为，如果能在的高层内部，埋下一颗钉子，对于日后的革命活动，是大有裨益的。

　　于是决定将其策反，并由领导情报科的陈赓和杨登瀛建立情报关系，由他在暗中为我党传递情报。

　　在此期间，连德生有了新的身份，那就是杨登瀛的贴身保镖。他保镖的身份作为掩护，成了情报科和杨登瀛之间，传递重要情报的中间人。

　　靠着这一层身份，和杨登瀛的默契配合，连德生保护了许多免受抓捕，也传递出了不少关键情报。

　　不仅如此，凭借着杨登瀛的消息，连德生还先后除掉了白鑫，黄第洪这两名叛徒，为特科的领导人周恩来，化解了危机。

　　1931年，特科的负责人顾顺章，在被抓捕后叛变，供出了一部分名单。为保证其余党员的人身安全，特科开始执行秘密转移任务。

　　和顾顺章比较熟悉的连德生，也在转移名单中。他从上海去到了香港，又从香港转移到了苏区，继续开展革命工作。

　　当年他从香港邮寄出的那封信，就是在转移的途中，给妻子写下的。连光荣在看完爷爷的革命经历后，心中又产生了一个疑问，爷爷之后又去了哪里？

　　为了解开心中的疑惑，在2008年的10月和11月，他先后写了两封信，寄到了国家安全部，请求他们协助查询此事。

　　连光荣得到的回复是：“已经查到了连德生，但是他在红军长征的过程中，牺牲了。”

　　得知消息的连光荣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就不可以让爷爷的事迹埋没，要为爷爷正名。

　　巧的是，正当连光荣发愁，要去哪里找这一部分的线索时，他偶然在网上，看到了抗日英烈纪念馆的一个栏目页里，写着“连得胜”这一个名字，旁边还有一张照片。

　　连光荣看到照片的第一眼，就认为这个人，一定是自己的爷爷，因为他和照片里的战士，长得实在是太像了，还可以说，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

　　为了寻求真相，连光荣直奔大余县的抗日文化馆，在《大余县革命史》中，记录了连得胜的名字，以及和他一同牺牲的战友的名字。

　　在一张《绥靖公报》上，有他们生前拍下的照片，和被害时现场拍下的照片。报纸上甚至记录着，几位革命烈士遇害的过程。

　　1934年，中央红军主力，为了躲避敌人的追击，选择开始长征。为了给主力争取转移的时间，连得胜所在的部队，留在了苏区，和敌人打起了游击战。

　　在1935年3月的一场战斗中，连得胜在作战的过程中不幸负伤，被敌人抓住。被俘之后，连得胜吃尽了苦头，敌人使用各种手段，想要让他低头服软。

　　但他没有低头，更没有叛变，还写下了：“我之加入，一切服从党支配”的豪言壮语。气急败坏的敌人，见问不出我党的情报，残忍地将其杀害。

　　一直到1964年，大余县兴建了革命烈士陵园，连得胜等五位烈士的遗体，才被埋进了烈士陵园里。

　　结合之前查阅的种种材料，连光荣确定，报纸上所写的连得胜，就是他的爷爷连德生。至于名字，恐怕是当时在转移的途中，担心被敌人发现，这才改动了两个字。

　　至此，连光荣完成了奶奶临终前的遗愿，不仅找到了爷爷，也在追寻他足迹的过程中，了解了爷爷光荣的过往。

　　2010年，时隔75年后，连德生被追认为革命烈士，他的名字，也永远地留在了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中。

　　2011年3月，浙江上虞市，为连德生立了一座烈士之墓，连光荣站在爷爷的墓前，眼含泪花，久久不能平复心情。

　　连德生是一位优秀的革命战士，在国家存亡之际，他为了革命事业，舍弃了自己的小家，把党的革命事业，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。

　　他不在乎名利，即便被世人所遗忘，也要一往无前，这样的勇气和魄力，令人动容。

　　在中国漫长的革命岁月里，像连德生这样的革命烈士还有很多，他们或许连名字都没有留下，但他们为国家做出的贡献，不该被我们遗忘。

　　时间从未停止，历史滚滚向前，但是当年那些抛头颅，洒热血的革命烈士们，会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。

　　1.《绍兴日报》2010-06-09期：《尘封75年，一名革命志士的“生死之谜”……》2.赣州市人民政府，大余县要闻：《江西大余：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追寻》